“好政治”的特性究竟是什么
來源:北京日報 2020/07/13 10:09:44 作者:楊光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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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: 無論從大歷史到近代史,還是中國、美國、蘇聯的比較,我們都可以看到,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關系是非常多元的,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。

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對應是多元的,并非一一對應

有這樣一種觀點,說中國的經濟成就顯著,經濟改革一往無前、突飛猛進,但是政治改革滯后。如何看待這種觀點?顯然這種觀點暗含著一個一一對應的關系:有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就有什么樣的政治制度。

從大的歷史脈絡來看,其實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非常多元化,比如古希臘、古羅馬,他們的經濟制度是奴隸制,政治制度是共和制,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并非對應關系。

從案例比較研究來看,20世紀60、70 年代,中國、美國和蘇聯三個國家都曾處于危機當中。今天,中國和美國度過了危機,蘇聯卻在危機當中解體了。

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么?為什么政治制度動搖了,這個國家就消失了?這里面涉及到國家權力。國家權力是經濟權力、軍事權力、文化權力、政治權力四種權力的綜合,其中,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的結果。

比如,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,這個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博弈的結果。但在現實生活當中,當遇到問題的時候,往往歸因于政治上出現問題;如果把結果當原因,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錯了方向。以蘇聯為例,在改革中把結果當原因,首先改動政治體制,結果政治制度賴以生存的根基沒有了,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。

再看美國的歷史。美國最初的經濟制度是農奴制或者奴隸制,政治上卻建立了共和制。而且,美國的共和制經歷了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,包括農業資本主義、工業資本主義到現在的金融資本主義,資本主義制度一直沒有改變。

因此,無論從大歷史到近代史,還是中國、美國、蘇聯的比較,我們都可以看到,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關系是非常多元的,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。

競爭性的政治秩序分為兩大類:一類是資本秩序,一類是民本秩序

如果問經濟學家,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就是什么,根源在哪里?經濟學家肯定會說出經濟改革、對外開放、發展民營經濟、市場化等關鍵詞。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,其市場化程度、對外開放程度、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國高,但是為什么發展成這樣?答案是,經濟的背后還有政治。

我認為,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治理的模式可以歸納為:堅持方向,混合至上。

其中,“堅持方向”是從國家治理的政治邏輯上說的。20世紀80年代,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,學界有人對此不理解,認為提出政治原則是對經濟改革的約束。今天回頭看,當初改革開放起步時,我們不知道怎么搞改革,也不知道可能會發生什么事。但是黨中央明確提出“不能搞什么”,這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。

在這個前提之下,我們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,它是多元的、競爭性的??梢园迅偁幮缘恼沃刃蚍譃閮纱箢悾阂活愂琴Y本秩序,一類是民本秩序。

從邏輯上看,資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類型。市場經濟帶來社會分化,社會分化是產生多黨政治的基礎,實現多黨政治的方式是代議制民主,但是代議制的結果,其實是寡頭政治。

有學者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國政治議程的過程時發現,有利于資本集團的動議很容易成為法案政策,但是弱勢群體的動議成為法案的可能性,還不到資本集團的三分之一。由此得出結論:美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,而是一個寡頭國家。經過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民主化,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包括很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轉型為資本秩序。

相比之下,中國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也是發展市場經濟,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分化。但在社會分化的情況下,我們依然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,實現黨的領導的方式就是民本秩序,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以人民為中心。如果沒有民本秩序,或者沒有黨的領導,中國轉而走向資本秩序,結果會怎樣?我大膽假設,中國只不過會成為另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,絕不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好。

在比較政治研究中,有一些比較有說服力的大數據,比如1∶9和1∶150。其中的“1”代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,而“9”或者“150”都代表資本秩序。“1∶9”的樣本來自10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(目前人口過億的國家有13個,其中3個是工業化國家即日本、俄羅斯和美國),亞洲有6個,非洲有2個,拉美有2個;“1∶150”的樣本表明,發達的新興國家基本上走向了資本秩序和多黨民主,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因為走向資本秩序而走向發達國家。從政治上來說,討論政治和經濟到底是什么關系,中國的經驗和道路是一條重要的經驗。

研究中國政治學30年來的發展,我得出一條基本經驗:不要妄加導向

從國家治理的政策邏輯上看,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、混合至上。為什么要實現“混合至上”?大歷史告訴我們,再好的意識形態,只要絕對化,最后都是一句空話。過去一百年,從放任自由主義到經濟大危機,后來羅斯福新政使得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推行,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義,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大歷史的經驗教訓。

任何時候,人們的需要在利益上都是多層次的,反映在人的觀念上,就分為左中右。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觀念的政治決策,在某些人看來是好的,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不一定是好的。在現實當中,也許你聽到幾乎所有人都在抱怨,但是對某個群體來說,他們對這些抱怨的態度可能完全不一樣。

研究中國政治學30年來的發展,我得出一條基本經驗:不要妄加導向。尤其是知識分子、政府官員和企業家,各人對一些公共問題都可能持有確定的觀念或主張,如果按照自己的觀念看待現實,就可能存在差異。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觀念,或不符合你的利益,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觀念和利益。

我們根據朱云漢教授做的ABS調查(亞洲民主動態調查)認為,現實當中,中國人更多地要求實質性民主。杜克大學的一位教授說,中國人多數時候是以民主的話語表述民生的訴求。

人的需要如何混合?在某種意義上,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學理論上可以稱為混合。民主和集中,這兩個在西方人看來相互對立的東西,在中國人看來是可以混在一起的。兩個對立的東西為什么能夠相互并存,這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是問題。

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發生的變化很多,不變中就有民主集中制。民主和集中之間的關系總是在動態調整,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:在民主集中制的憲制結構之下,很多政治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

比如說中央和地方的關系,我們實行單一制或中央集權制:地方的一把手或者副省級以上干部都要中央直接考察和任命。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表現在經濟上則類似聯邦主義:在城市治理、土地開發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,實行權力的分享與共治,并且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大。

在政治與經濟的維度,政府與市場和企業的關系上,一方面,我們的政府對實際經濟生活還保有不少直接管理的功能,比如對經濟發展目標的制定和重大投資項目的決策,對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等;另一方面,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利益活動在政治生活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。

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,我國政府對政治、法律、民族、宗教等社團實行嚴格科學的管理;同時文化類、經濟類等其他社團則實行登記制,現在登記在冊的社團已經超過150萬個。由此可以看到,在民主集中制的政體之下,我們最重要的政治變量、政治關系和行政關系,其實都在不同程度地和市場經濟發生各種聯系。

“好政治”考驗治理能力

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政治的變與不變。不變的是我國憲法規定的民主集中制,變的是各個領域的結構性變革。因此,到底什么是政治?我們認為政治可以分為兩種,一個是形式上的政治,就是體制和制度;另外一個是實質政治,就是治理能力。

美國政治學者薩繆爾·亨廷頓說過一句話:國家與國家之間最大的政治差別不是政治形式,而在于國家的統治能力。那個時候他所說的統治能力,今天就叫做治理能力。

我認為,民主政治是回避不了的。但是,民主政治離不開權威和秩序,如果沒有秩序,民主政治就會被無理性的民粹勢力俘虜,甚至變成暴力政治。因此,無論是民主還是權威,都離不開法治,法治主義就是一切以法律為準繩。法治既可以約束民主,也可以約束權威,它們之間的動態平衡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“好政治”。

(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,國際關系學院院長、教授)

原標題:“好政治”的特性究竟是什么

責編:譚瑩瑩 如涉版權請聯系我們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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